沈志华：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简述：根据沈志华对1943年到1947年美苏关系的研究，斯大林想向美国要更多低息率的租借贷款，否决了本要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凯南“长电报”妖魔化苏联，美国决定发动冷战，1947年斯大林想挽回，但美国没有给斯大林任何机会。
学人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本文节选自《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一文，原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本书讨论“冷战发生”的命题时，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在苏联与美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和平共处的“机会”?
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会”又是如何失去的?通过上述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大致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
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显性化、具体化的过程。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生，其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
那么，这些“助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判断不同。
因此，回答“机会”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需要从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
本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宣布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
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意图，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则事情存在着两面性。
一方面，斯大林对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
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以及1945年12月27日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对此充满信心。
因此，对于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
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内在动因。
由于这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斯大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
1946年(冷战发生前)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激烈反应，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战后美苏继续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两种不同社会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
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3-c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无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计划，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
这种“如果”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
所以，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
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
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
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
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
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
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
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
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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